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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門雜憶》讀后余話
美國哲學家馬爾康姆（Ｎｏｒｍａｎ Ａｄｒｉａｎ Ｍａｌ-ｃｏｌｍ）回憶他的老師、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最后十幾年事跡的《師門雜憶》（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押 Ａ Ｍｅｍｏｉ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國內早就有了漢譯本，譯作《回憶維特根斯坦》，《讀書》雜志上還有人寫文章介紹過（見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和第八期）。這個漢譯本影響很大，其中某些話在一段時間內還成了學人間的流行語。可不知怎么的，后來提這本書的人漸漸少了。到今天，竟成了《桃花源記》所說的“后遂無問津者”。說來也巧，這個回憶錄的漢譯本出版那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正趕上英文原本增訂再版。但漢譯者翻譯時用的底本是第一版，沒有補上再版時增加的內容。再版的《師門雜憶》，加進了維特根斯坦致馬爾康姆所有信件的全文，版式從精裝改為平裝，印數增加。如此看來，國外想閱讀它的人還是不少的。
《師門雜憶》這本書確實很耐讀，但是，在閱讀它的時候，最好還要看看別人寫的關于維特根斯坦的回憶文章。這樣有個比較，就會對維特根斯坦了解得更全面，也會加深對《師門雜憶》內容的理解。按照這個路子，我一邊讀《師門雜憶》，一邊讀了許多其他回憶文章，并隨手記下了一些偶得的印象。這些也只是“印象”，不敢冒充是考證，最多只能算是讀書后的“余話”。現在挑揀一些付諸文字，希望能引起大家閱讀《師門雜憶》的興趣。
著迷《師門雜憶》的人，往往不問作者馬爾康姆的生平。馬爾康姆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一日生于美國堪薩斯州的塞爾登，父親是雜貨店老板，母親是教師。他一九二九年進內布拉斯加大學，原擬學法律，后改攻哲學。一九三三年畢業后，馬爾康姆又進哈佛大學，一九三八年獲碩士學位。同年，他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結識大哲學家喬治·愛德華·摩爾和維特根斯坦，隨他們學哲學。一九四○年，馬爾康姆返回美國，得到博士學位，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爾康姆在美國海軍服役。一九四二年，他娶萊奧妮達·莫羅索娃為妻，后生有二子。戰后，馬爾康姆任康奈爾大學哲學教授，曾邀請維特根斯坦訪問美國。維特根斯坦去世后，他與過去的同學、芬蘭哲學家馮·賴特商議為他們的老師立傳。商議的結果就是《師門雜憶》一書出版。在兩版《師門雜憶》的正文前，都有馮·賴特寫的維特根斯坦《小傳》，以補馬爾康姆敘述的不足。五六十年代，馬爾康姆成了美國最有權威的維特根斯坦注釋家。一九七五年，他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與莫羅索娃離婚。一九七六年，馬爾康姆與在倫敦結識的精神分析學家露絲·李森貝格結婚。一九七八年，馬爾康姆從康奈爾大學退休，攜妻移居倫敦。他在倫敦一住就是十三年，直到一九九○年八月五日去世。在此期間，他有時在倫敦的國王學院講課，有時去歐洲大陸旅行。在得知身患絕癥后，馬爾康姆為了不中斷工作，故意未向人提起，獨自忍受病痛的煎熬。他一生著述不多，比較重要的有《無物遁形》（Ｎｏ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Ｈｉｄｄｅｎ）、《做夢》（Ｄｒｅａｍｉｎｇ）、《心之問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Ｍｉｎｄ）等。這些書都很薄，《無物遁形》算是比較厚的一部，也只有二百來頁。但是，他的每本書寫得都很精，都能解決某個難題，給人一個結論。他的文字簡潔，干凈利落，在哲學家中是不多見的。這個特點，我們從《師門雜憶》里也可以看出來。
《師門雜憶》從馬爾康姆在劍橋初次同維特根斯坦晤面講起。但是，他在這里沒有提自己何以到劍橋來。其實，這與一個叫波斯馬（Ｏ． Ｋ． Ｂｏｕｗｓｍａ）的荷蘭裔美國哲學家有關，《師門雜憶》里有兩處提到過此人。波斯馬是馬爾康姆哲學上的開蒙老師，他常把有前途的學生派送到劍橋，讓他們在摩爾手下學習。馬爾康姆就是波斯馬送到劍橋跟摩爾讀書的美國學生之一。維特根斯坦在一九四九年訪問美國時，波斯馬向他虛心求教，在思想上頗受影響。在美國和英國，波斯馬與維特根斯坦做過多次談話，留下許多筆記。這些筆記在他去世后出版，叫《維特根斯坦己丑、辛卯間語錄》（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押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這本書我看過一遍，里面描述的維特根斯坦，比《師門雜憶》寫得還生動，可惜國內很少有人提到它。波斯馬和馬爾康姆本來是摩爾一派的人，可是后來都被維特根斯坦“挖走”了。這也難怪，就連摩爾的兒子提摩太·摩爾在一九四○年竟也成為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班的成員。
維特根斯坦給馬爾康姆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長得很漂亮，又顯得很年輕，看上去只有三十五歲。可是，維特根斯坦當時的實際年齡是四十九歲。其實，對維特根斯坦有這種印象的不只馬爾康姆一人。哲學家克拉倫斯·歐文·劉易斯就曾回憶說，大約是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年，在一次星期五茶會上，維特根斯坦曾被客人誤認為是個大學生，可那時他已經是上四十歲的人了。維特根斯坦聞聽別人說自己年輕，并沒感到多高興，反而是押著韻說了一句“年已不惑，依然蠢貨（Ｉ＇ ａｍ ｆｏｒｔｙ ａｎｄ ａ ｆｏｏｌ）”。
維特根斯坦的衣著很樸素，經常穿的是毛茄克和法蘭絨褲子。在劍橋這樣的高等學府里，一個名教授如此著裝，恐怕“回頭率”是不會很低的。據馬爾康姆說，維特根斯坦從不打領帶，更沒見他穿過西服。可是，他的學生毛里斯·特魯里回憶說，維特根斯坦還是打過一次領帶的。三十年代時，維特根斯坦厭薄歐洲人生活的虛浮，向慕蘇聯人意志專篤，辦事認真，生活簡樸，曾有意去蘇聯定居。為此，他計劃先去那里考察一番。去蘇聯使館辦簽證時，他特意打上了領帶。他解釋這樣做的原因時說，他若是穿著平素的衣服，不打領帶，蘇聯大使見了他，知道他是劍橋的教授，就會認為他是“故做普通人狀”。
維特根斯坦在劍橋的住房也給馬爾康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起居室和臥室，環睹蕭然，無任何裝飾物。一床、一幾、一爐、一櫥，幾把椅子，就是室內的一切，枯冷如修士的苦屋。看到這副光景，人們很難想像他竟是來自奧地利最富有的家庭。其實，這不是維特根斯坦刻意裝窮，恰恰是他美學和建筑學觀點的反映。維特根斯坦認識奧地利著名建筑師阿道夫·勞斯，很推崇他的建筑學主張。勞斯認為，蓋房裝修，宜去一切不必要的雕飾，猶如做茶食細點，不必雕成心形、囡形、騎兵形（見Ｊｏｈｎ Ｋ． Ｂｒａｍａｎｎ的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 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ｒｔｓ）。維特根斯坦在自己住房的布置上，正是體現了勞斯倡導的現代建筑美學主張。
維特根斯坦生活很簡樸，娛樂活動好像也不多。他自己購物、做飯。在人們回憶他的文章里，我時常見到描寫維特根斯坦在食品店買面包和橘汁的段落。他的娛樂活動很少，只是有時看場電影。馬爾康姆說，維特根斯坦不喜歡英國片，卻很喜歡美國片。從別人的回憶來看，所謂美國片特別是指文人雅士不屑一顧的西部片和歌舞片。有人說，這是維特根斯坦趣味低級庸俗，欣賞水平不高。我看沒有這么簡單。西部片一般是對話少而動作多，人物多是大老粗，三句話說不攏，拔槍就打，誰也沒時間去聽長篇大論的道德說教。西部片褒貶分明，最無能、最可笑的人，往往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而最勇敢、能辦成事的人，一般是不說話或很少說話，可是一旦說出一句，往往能一針見血。這正好符合維特根斯坦對人的看法。他認為，世上真正有自己的話要說的人沒有幾個，而世上真正言之有物的話算上去也沒有幾句。此外，維特根斯坦對鄉村、農夫、手藝活計、市井俚語有所偏愛，而西部片也多能在這些方面適應他的趣味。至于歌舞片，就我所知，大多有股懷舊和失意的情緒，對此種情緒，維特根斯坦是有共鳴的。在篇章布局上，歌舞片是以精心講出一個故事為首要任務。對此種寫法，維特根斯坦是比較賞識的。他向馬爾康姆談到托爾斯泰時就曾說過，托氏越能通過他編的故事講哲學，他的哲學就越真實。西部片和歌舞片雖然難登大雅之堂，但是還能獲得維特根斯坦的喜愛，這或許正是中國古代學者說的“深人觀淺法，淺法亦成深”吧。（智旭《梵室偶談》）
純文學一類的作品，維特根斯坦看的不算少。只是他眼光獨到，從不輕易許人。年輕的時候，他讀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對陀氏的其他小說，比如《罪與罰》，他更是服膺終生。研究維特根斯坦生平和著述的專家，對這些都有詳盡的考證。其中，一位名叫尼利（Ｊ． Ｃ． Ｎｙｉｒｉ）的學者，為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對維特根斯坦的影響，還特別考查過維特根斯坦最初閱讀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究竟是哪個出版社出版的德文譯本。這種考證，看似瑣碎，無關宏旨，但往往能從一些人們熟視無睹的地方推察出維特根斯坦思想發展的痕跡和趣味變化的趨向。對一個學者來說，沒有這種務實求細的精神，別說不能研究維特根斯坦，研究任何哲學家恐怕都是難有所成的。這應該算是做學問的一種“基本功”。維特根斯坦還很喜歡《格林童話集》，經常向馬爾康姆和其他學生推薦。據教過他俄語的法妮婭·帕斯卡夫人回憶，在做俄文翻譯練習，維特根斯坦也特別喜歡從《格林童話集》中選取材料。維特根斯坦有個學生叫拉什·里斯，是他的遺囑執行人之一，對老師的這個喜好很感興趣。他經研究發現，維特根斯坦并不是泛泛喜歡所有版本的《格林童話集》，而是特別看重德國小說家、小品文家保羅·恩斯特編注的《格林童話集》。其原因之一是，恩斯特在為這本童話集寫的跋中，特別推崇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這兩位俄國作家也正是維特根斯坦特別喜歡的（參見布賴恩·麥吉尼斯編《維特根斯坦及其時代》）。
《師門雜憶》對維特根斯坦的學生有很多描寫。在他的學生中，不同的人接觸他的路徑不一樣。據馮·賴特講，馬爾康姆下決心加入維特根斯坦的討論班，是因為經常聽到關于他的各種傳聞，而不是因為了解他的哲學。美國哲學家芬利在選聽維特根斯坦的課之前，倒是對他的哲學很有了解。芬利很早就曾讀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還曾發狂論說，濁世之良伴莫過于這本書中的真命題了。曾經做過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后來成為英國文學教授的托馬斯·雷德帕思也是因為讀了《邏輯哲學論》而知道維特根斯坦的。但是，據他自己說，他讀的《邏輯哲學論》，是十六歲時從一本作文指南里看到的英譯本片斷。
維特根斯坦本人一直擔心他著作的譯本不能準確傳達他的思想。因此，他早期寫的《邏輯哲學論》和晚期寫的《哲學研究》，出版時都是德英雙語對照本。有一段時間，他讓馬爾康姆同他一起讀《哲學研究》手稿，他先朗讀一段德文原文，然后用英文翻譯和解釋。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他的學生準確掌握他的思想。美國哲學家莫頓·懷特編二十世紀哲學家的文選《分析的時代》一書時，就特別遵照維特根斯坦生前的愿望，不僅選登《哲學研究》中一些著名段落的英譯文，還把相應的德文原文放在附錄里。而書里選入的其他非英美系的哲學家，都沒有受到同樣的對待。我記得，哲學家查爾斯·凱·奧格登在翻譯《邏輯哲學論》為英文時，曾去信與維特根斯坦商討一些譯名的信達問題。當時，維特根斯坦正在奧地利一鄉村小學任教。他在復信時，一再叮囑奧格登說，書中用的那個德文詞“觸角”，是指蝴蝶頭上那對小須須兒，如果奧格登所用的英譯詞也是指這個，就可以保留原樣不改了。可見，小到自己德文作品里一個名詞的翻譯，維特根斯坦都是這么認真負責，小心謹慎。
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寫作要求很嚴格，也要求別人不要輕易動筆作文。馬爾康姆說，有個人根據不確切的材料寫文章說，哲學在維特根斯坦手里已經變成一種精神分析。這下子可把維特根斯坦惹火了。他情緒激動，想立刻正式出版一部分手稿，讓公眾來判斷他的哲學是不是精神分析。但是，他后來還是冷靜下來，給那個人寫了封信，告訴他寫文章的態度不夠誠懇負責。那個人也回了信，向維特根斯坦表示歉意，此事遂作罷。在兩版的《師門雜憶》里，馬爾康姆都沒有點出此人的姓名。這大概是因為此人當時還健在，“人活一張皮”，若公開指名道姓，怕他經受不了。沒想到這個人并非等閑之輩，倒是自己站出來亮出姓名。他就是牛津大學十分有名的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艾耶爾。艾耶爾勇于承認自己的過失，不文過飾非，倒不失為一條英國好漢。馬爾康姆在第一版《師門雜憶》里未點名地還提到另外一個人。這個人因為維特根斯坦辭職，沒有聽到講課，便很無禮地說維特根斯坦騙了他。《師門雜憶》出第二版時，馬爾康姆加了個腳注，說那個人叫加爾文·羅林斯，是個美國哲學家，還是他的熟人。馬爾康姆這么做，大概是因為羅林斯這時已經謝世的緣故吧。
維特根斯坦有時喜歡離群索居。他不愿整天同大學里那些哲學家混在一起，見面就寒暄，寒暄完就進食堂。每到要寫作和想問題的時候，他就離開校園，去國外旅行。他專挑靠近北海的某些北歐國家去隱居，認為那些地方單調、貧瘠、硬冷的自然環境，容易使自己精神更集中。年輕的時候，他曾約上祖輩與大哲學家休謨有親緣關系的數學家大衛·休謨·平遜特去挪威旅行。到晚年，他選擇愛爾蘭住過一段時間，利用那里溫潤、幽靜的環境，埋頭寫作《哲學研究》。有位叫理查德·沃爾的學者，曾把維特根斯坦在愛爾蘭住過的所有地方都去一一造訪。一九九八年四月，他訪問其中的一所房子時，見到房主家的一位老太太，她稱當年見過維特根斯坦。她回憶說，有一天， 維特根斯坦不在家，她就躡手躡腳溜進了他的屋子，想看看這個人成天把自己關在里面沒完沒了地在寫什么。一看之下，她大為失望，因為維特根斯坦用德語寫的札記，她一條也看不懂。沃爾還遇到一個補船匠，當年是維特根斯坦的鄰居。沃爾想從他那里挖出一些維特根斯坦的奇聞逸事。豈料，老補船匠卻帶著詭異的微笑說：“他是個瘋子。”沃爾假裝不解地反問：“你憑什么這么說呢？”補船匠回答道：“年輕人，聽我給你講吧。他整天在一個離海岸很遠的小島上看海鳥，還想給自己在那里蓋個小茅屋來住。他對吃的和女人都不感興趣。他總是穿著長靴，一點兒教授模樣都沒有。”（《維特根斯坦在愛爾蘭》）由此看來，這些普通人同維特根斯坦急于避開的那些大學教授一樣，對這位哲學家都是不大了解的。
在外人看來，晚年的維特根斯坦好像越來越孤獨，有時連親戚也不愿晤見。波斯馬回憶說，馬爾康姆邀請維特根斯坦到美國訪問時，他雖然知道自己的哥哥、著名的獨臂鋼琴家保羅·維特根斯坦住在紐約，卻不肯去看望。維特根斯坦曾表示，他不愿意哥哥失去一只胳膊后還經常拋頭露面，到處演出。他說，觀眾去保羅·維特根斯坦的音樂會，與其說是去聽他彈琴，還不如說是去瞧瞧這個殘疾音樂家如何用一只手耍戲法。從美國返回英國后，維特根斯坦被診斷得了癌癥。這時，他早已沒有再多活幾年的奢望。因此，后來得悉經治療還有望遷延一些時日時，他反倒覺得“沒什么意思”。在最后一段日子里，他不想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滿管子，在醫院里等死。于是，經學生介紹，他住到一個叫愛德華·貝文的醫生家里，由貝文太太負責照料他的起居。馬爾康姆在《師門雜憶》里說，開始時，貝文太太有些怕他，大概是因為他與常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讓她感到極為不安。后來，她很快打消了對他的疑懼，熱心照顧他，陪他散步、吃飯。維特根斯坦雖然從未同她談過什么艱深的話題，可是他對她的影響卻一天比一天深。在維特根斯坦過最后一個生日時，貝文太太送給他一條電熱毯，還附一上句“祝你長壽”。維特根斯坦緊緊盯著她說：“長壽無望。”
維特根斯坦去世后，朋友和學生不知道如何安葬。特魯里突然想起，維特根斯坦生前曾對他講過：“托爾斯泰的哥哥雖然放棄東正教信仰多年，他去世后，托爾斯泰這個做弟弟的還是按照東正教的儀規為他舉行了葬禮；換了我維特根斯坦，也會這么做的。”聞聽此說，大家就集體商議，一致同意邀請一位羅馬天主教神父，按天主教儀式安葬維特根斯坦。此事傳出后，外人紛紛猜測沒有明確宗教信仰的維特根斯坦生前可能更傾向天主教。在維特根斯坦的密友中，確實是天主教徒居多，他還為此感嘆說：“我被天主教徒包圍了。”所以，有人誤解他更傾向天主教，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后來，特魯里一直為自己透露老師生前那句話給他身后招來一些無端的猜測而懊悔不已。我覺得，特魯里倒也不必為此懊悔。就是在維特根斯坦在世時，難道人們對他的誤會還少嗎？
維特根斯坦雖然在英美兩國享有盛名，但在其故國奧地利，長時間卻是默默無聞。在他去世后的二三十年中，他的同胞甚至對他和他的哲學反應都很冷淡。奧地利現代著名作家托馬斯·伯恩哈特在回憶維特根斯坦的侄子小保羅·維特根斯坦的《名門舊友》（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9蒺ｓ Ｎｅｐｈｅｗ：Ａ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一書中，曾間接提到維特根斯坦，但是他說，維特根斯坦成為哲學家一事，在家族內部一直被看成是“家門不幸”或“敗壞門風”。伯恩哈特是“二戰”后奧地利文壇上的重要人物，熟悉奧地利和維也納的文化和風土，他這么說，應該是有根據的。至于維特根斯坦為什么受家鄉人冷遇，原因恐怕很復雜，我非文化史家，很難說得清楚。所幸的是，今非昔比，維特根斯坦在奧地利的地位現在已經大為改觀。自從維特根斯坦研究專家雅尼克出版《維特根斯坦與維也納風土》（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 Ｖｉｅｎｎａ）一書以來，維也納的導游們在舒伯特和弗洛伊德之外，又增加了一個重點介紹的題目。
《師門雜憶》里所記維特根斯坦的事跡，很多都值得揣摩。我拉雜講這么一些，喜歡系統東西的人可能會不以為然。不過我已經事先聲明是“余話”，所以絕無登壇說法的意思。好在《師門雜憶》原書并不難找，凡肯跑幾趟北京圖書館，讀得外文書的，都可以親自去吟味一番，得出自己的評判。
（文中所引維特根斯坦回憶材料，除特別注明者外，皆引自一九九九年Ｔｈｏｅｍｍｅｓ Ｐｒｅｓｓ出版的、由Ｆ． 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主編的四大卷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