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哇

《哥本哈根》的幽靈
一九九八年，英國劇作家邁克·弗賴恩(MichaelFrayn)根據“一九四一年德國物理學家海森伯到被德軍占領的哥本哈根發表演講，并與他的老師和朋友玻爾見面，最后不歡而散”這一事實，寫了一出只有三個人物———海森伯、玻爾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的話劇《哥本哈根》(Copenhagen)。同年五月在倫敦西區劇院首演，第一輪就持續了十五個月，成為保留劇目；繼而又成為紐約百老匯的常演劇目。它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演出，獲得了戲劇界的多個獎項，比如包括最佳編劇在內的四項托尼獎(二○○○年)，二○○二年還被拍成了電視片。有關這部戲的研討會舉辦過多次，媒體也做了大量報道。《哥本哈根》在中國的演出則被“非典”推遲到了今年九月。
嚴格地說，劇作家所關注的這場會面是一場既沒有對物理學的發展本身產生多少實質性的影響，也談不上對當時政治格局起過任何作用的短暫的見面。六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這次見面的興趣卻沒有絲毫減弱的跡象。由于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完全相反的看法，相關的爭論變得越來越激烈。
維爾納·海森伯，一九○一年出生于德國維爾茨堡，二十二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二十六歲當上萊比錫大學的正教授。是一個公認的天才，好勝心極強，敢于挑戰困難。一九二五年他發表了第一篇關于矩陣力學的論文，一九二七年提出了測不準原理（或稱不確定性原理），一九三二年，年僅三十一歲就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被認為是量子力學
“哥本哈根解釋”的重要代表之一。有人認為，如果給二十世紀物理學家按影響大小排名，海森伯可能會排在愛因斯坦、玻爾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位主角尼爾斯·玻爾，一八八五年出生在丹麥哥本哈根，一九一三年提出了著名的半經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釋了氫原子和類氫原子的結構和性質。一九二一年在一篇長文中闡釋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對周期表中第七十二號元素的性質進行了預言(一九二二年該元素[鉿]被發現)。一九二二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玻爾和以他為中心的“哥本哈根學派”（海森伯是其中一位重要成員）在量子力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玻爾與海森伯的關系，在這次著名的見面之前，可謂“亦師亦友”。大名鼎鼎的玻爾一九二二年被邀到德國格丁根大學講學時，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海森伯向他提了個頗難回答的問題。玻爾在會后邀請海森伯散步，對他的天才非常欣賞，于是，邀請剛獲得博士學位的海森伯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為他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到了資助。海森伯正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了國際物理學大家庭中的研究氛圍。玻爾夫婦非常好客，他手下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無拘無束，各種潛能得到充分發揮。應該說，再找不到一個比哥本哈根更理想的做學問的地方了。量子力學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發展起來，“哥本哈根解釋”當時能得到大部分物理學家的贊同，與這種研究氛圍關系極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科學家之間的這種真誠合作不復存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前，大部分歐洲土地都在納粹的控制下。德軍采用閃電戰術，長驅直入蘇聯腹地，“勝利”似乎指日可待。已有近兩年沒有聯系的玻爾與海森伯的見面，正是在這個多事之秋發生的。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玻爾，對于把猶太人看成是“下等人”的德國占領者的憎恨態度是可想而知的。為了他的研究所，玻爾沒有接受流亡他國的建議，但他稟持一個原則：不與占領者當局發生任何關系。海森伯應在哥本哈根的德國文化協會的邀請去發表演講，會后他上門拜訪玻爾。為了避開監視，他們在玻爾家的后院散步聊天。結果不到十分鐘，他們的談話就結束了，兩人近二十年的友誼就此一去不復返。
海森伯與玻爾的這次見面一開始并沒有受到史學家的重視，甚至雙方當事人都試圖回避它。海森伯與玻爾在戰后恢復了聯系，一九四七年時他們見過一面，但顯然玻爾還沒有從那次見面造成的傷害中完全恢復過來。事實上，他后來一直沒有從這種陰影中走出來。海森伯的后半生更是受到這次破裂的會面的煎熬。不管出于何種原因，不能與玻爾盡釋前嫌，成了海森伯的心病，他后來之所以不斷地辯解，與這種心態不無關系。
這次見面真正引起世人的關注，緣于新聞記者容克就原子彈的發展史所寫的那本引起爭議的書：《比一千個太陽還明亮》。在這本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書中，容克援引了海森伯對他的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釋以及德國未能在“二戰”期間研制出原子彈的說法。玻爾在看到這本書的丹麥文譯本后，非常生氣，覺得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為此玻爾寫了好幾封信，準備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出于種種原因，他沒有發出這些信。只是在弗賴恩的《哥本哈根》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玻爾家族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才將原定于二○一二年（即玻爾逝世五十年后）再發表的這些信件提前公諸于世。結果卻是，這些信件的公布并沒有引起一面倒的情形的出現。
與對玻爾的普遍肯定完全不同，擁護和反對海森伯的人，從一開始就分成涇渭分明的兩派。否定他的人，把他看成是納粹的幫兇，認為他的人格存在嚴重缺陷，他戰后的種種說辭完全是文過飾非。而肯定他的人，則把他描繪為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一個身處逆境卻迎難而上的人，為了保護德國的科學研究，不惜忍辱負重；他在戰后為恢復德國科學所做的種種努力，又使他在德國科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鐵桿捍衛者陣營可以新聞記者托馬斯·鮑爾斯為代表。他著有《海森伯的戰爭》(HeisenbergsWar)一書。他認為，美國之所以能搶在德國之前制造出原子彈，主要是因為美國科學家，尤其是那些從歐洲被驅逐的科學家，急于搶在希特勒德國之前研制成功。而德國科學家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德國科學家不愿意去武裝希特勒。海森伯其實并不希望納粹德國掌握原子彈。他沒有向納粹當局講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彈的難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進程。盡管作者認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過硬的”史料之上，上述說法還是遭到了猛烈的抨擊。
屬于強烈批評者陣營的代表可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保爾·勞倫斯·羅斯。他的《海森伯與納粹原子彈計劃》(HeisenbergandtheNaziAtomicBombProject:AStudyinGermanCulture)則對海森伯進行了嚴厲的譴責。盡管該書也是基于“史料”之上，但全書“充滿了明顯的情緒化的詞句”和隨意的“斷章取義”，同樣為其批評者所“不齒”。
相對來說，大衛·卡西第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不確定性：海森伯的生活與科學》（Uncertainty：TheLifeandScienceofWernerHeisenberg）則試圖在這兩極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他用充滿同情的口吻詳細敘述了海森伯的科學與生活，盡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但不失公允。
有趣的是，弗賴恩的《哥本哈根》所依據的資料主要來源于鮑爾斯的《海森伯的戰爭》。弗賴恩欣賞鮑爾斯的研究深度，也信服他的一些論點，但并非完全同意鮑氏的看法。只是對海森伯的同情把他們連在一起。而對自己主角的同情，幾乎是所有劇作家的“通病”。
關于這次見面的論著不少，但大多數都是基于二手資料之上的推論。迄今為止，沒有找到兩位當事人在當時就這件事留下來的只言片語。這給歷史學家們留下了許多遺憾，但這對于劇作家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合理地重建或再現”歷史圖景正是戲劇家的專長。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詩學》中就表明，戲劇比歷史更接近“真實”。“再現”這個詞也許并不準確，因為現在活著的人，沒有人能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些什么。弗賴恩也不想試圖解開這個謎。他只想提供一種可能性，試圖以一種新的方式把核物理學、歷史、道德和人性的脆弱結合在一起。
全劇并不長，只分兩幕。在三人死去很長一段時間后，三個人的魂靈在一個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獄的某處相遇。談話既機智又幽默，時而連續，時而間斷；對話主要是關于物理學的，也有個人對往事的回憶，但原子彈的幽靈無處不在。不確定性或不可知性是貫穿全劇的主要原則。劇作者一開始就進入主題：海森伯究竟為什么要來哥本哈根？
瑪格麗特：可是為什么？
玻爾：你還在想那件事？
瑪格麗特：他為什么要來哥本哈根？玻爾：親愛的，這有什么關系，我們三個人不都死了很久嗎？瑪格麗特：有些問題在當事人死后還會長期存在，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尋找他們在活著時永遠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玻爾：有些問題永遠也找不到答案。
瑪格麗特：他為什么要來？他試圖想告訴你些什么？玻爾：他后來解釋了。
瑪格麗特：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釋。每次解釋之后，問題變得更加不明朗。
玻爾：很可能事情非常簡單：他想來聊聊天。瑪格麗特：聊天？跟敵人聊天？在戰爭期間？玻爾：瑪格麗特，親愛的，我們幾乎不是敵人。瑪格麗特：那是一九四一年!玻爾：海森伯是我們的一個老朋友。瑪格麗特：海森伯是德國人，我們是丹麥人。我們是在德國的控制之下。
玻爾：確實，這把我們帶到一個難堪的境地。…………
劇中的海森伯形象比較模糊，比實際的海森伯更幽默，更富有人情味，但這個形象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海森伯的兒子約亨在觀看了紐約的首演后對劇作家說：“你的海森伯與我的父親一點都不相像。我從未看到我的父親對任何事情喜怒形于色，除了音樂以外。”
愛因斯坦曾說，海森伯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什么是“典型的”德國人呢？我認為哈耶克的一段話頗有說服力。“很少有人會否認，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勤勉而守紀律的，他們的認真徹底和干勁都達到了無情的程度，對于他們執行的任何任務都是盡心竭力、專心致志的；他們具有一種強烈的秩序感，嚴格服從權威；他們經常表現出時刻準備犧牲個人的氣概，身陷險境時，也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他們所欠缺的品質包括：和藹與幽默感、謙遜、尊重別人的隱私以及信任鄰人的善意。這些品質乍看起來似乎無足輕重，實際上卻非常重要，它們有助于自由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引秋風譯文，略有改動）海森伯曾經向玻爾坦陳過小時候參加“覓路者”（青年運動）對他的性格的影響。一方面是無條件的愛國主義，紀律和秩序，以及在危機時主動擔當大任的宿命觀；另一方面又是對國際間科學界的親密合作的向往，注定了海森伯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在《哥本哈根》中，弗賴恩通過海森伯多次大段的獨白或與玻爾的對話，讓這種矛盾性也顯示出合理的方面。
玻爾的形象大體與實際相符。為人厚道，因惜才而處處為海森伯考慮。敏于思而訥于言，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長者。盡管在學術爭論時，可能會表現“武斷”，但本質上他是一個過分謙遜的人。他的思想遠遠超過語言之上，或者說，很難用語言及時恰當地表達他異常活躍的思想。這或許也是他不斷修改自己文稿的習慣的原因。他非常敬重的“對手”，一個在量子力學的解釋方面與他有著完全不同看法的“真正的朋友”———愛因斯坦是這樣描述他的：“他發表自己的意見，就像一個永遠摸索著的人，而從來不像一個相信自己掌握了確定真理的人。”這一形象在《哥本哈根》中隨處可見。
反差最大的是玻爾夫人瑪格麗特。她除了喋喋不休以外，還對海森伯充滿懷疑。這與史實完全不符。瑪格麗特在丹麥有很高的人望，他們家被稱為丹麥的“第二王室”，瑪格麗特是好客的“第二夫人”。劇中的內容涉及到了在常人看來艱深無比的物理學，如果情節又沒有絲毫沖突，很難想像人們會被之吸引。也許是出于這種考慮，弗賴恩極大地犧牲了瑪格麗特的真實性。正是通過一個多疑的瑪格麗特的不斷質疑，或對丈夫的多次提醒，使得戲劇沖突成為可能。
在涉及到人們是否能徹底地弄清一個人的動機這一復雜問題上，弗賴恩的結論是開放式的。到戲的結尾，他也沒有給出一個明白無誤的答案。他試圖表明，人們要想完全弄清楚一個人做某事的動機是很本劇在紐約演出的劇照困難的。
贊揚弗賴恩的人，認為他的《哥本哈根》是戲劇界近幾十年少有的重要事件。總體來說，只有很少幾部戲劇涉及到了科學和科學家。有趣的是，每當這樣的劇作問世時，都會引起一定的轟動。比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眾所周知的《伽利略》，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的荒誕劇《物理學家》以及英國劇作家懷特摩爾(HughWhitemore,1936—)的《解密》（BreakingtheCode）等。《解密》的主角雖然是英國科學家圖靈，但內容主要與他因同性戀所導致的審判有關，鮮有科學的內容；《物理學家》離真實的物理內容相去甚遠。只有在《哥本哈根》中，你會看到那么多的物理內容。難怪有人建議美國物理學會考慮吸納弗賴恩為會員，因為正是有關《哥本哈根》的討論，讓更多的人對物理學本身感興趣起來。
批評弗賴恩的人，則認為他的《哥本哈根》歪曲了歷史，為納粹張目；本身沒有娛樂價值，太干巴了。有一點必須承認的是，劇作者對待史料的態度，并不為大多數科學史學家所認同。如果是做考據式的科學史研究，史學家們的看法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他們或許忽視了歷史與戲劇的本質區別。首先，戲劇不是歷史。正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歷史上的哈姆雷特沒有多少相符之處一樣，弗賴恩的海森伯和玻爾也與實際的人物有所不同。與莎士比亞虛構的“哈姆雷特”一樣，弗賴恩基于事實“虛構”的海森伯，也是矛盾沖突的整體，但這并不妨礙兩者在各自的劇作中提出的關乎人性的普遍性問題。
與莎士比亞創造的“哈姆雷特"只能通過父親的顯靈來發現一條惟一的線索和結論不同，弗賴恩的《哥本哈根》有太多的線索，而每一個線索通向的結論都不相同。前者屬于“證據不足"，需用邏輯加以補充，但最終有一個惟一解。而后者是“證據太多”。不管我們對人類的心理學或神經病學的了解有多深，如果我們真想了解人類的動機的話，在理論上也會有一個上線。這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像解方程那樣徹底地弄清人們的動機。這就給后來的研究留下了開放的空間，同時也讓人們認識到了事情的復雜性。
弗賴恩的《哥本哈根》，像幽靈一樣游蕩著，或者正如劇中的瑪格麗特所說的那樣：“尋找他們在活著時永遠不可能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