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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茲克獎“、伍重與《營造法式》
今年是中國古代重要的官式建筑工管制度之“法典”——宋《營造法式》頒布九百周年，去年就曾有人策劃要舉行一番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似乎有意進一步加強這一中國古代文獻的國際意義。也是在今年三月，美國的“普利茲克建筑獎”授予了丹麥著名建筑師伍重（Ｊ*9觟ｒｎ Ｕｔ-ｚｏｎ），此事引起了我對《營造法式》的聯想。在筆者看來，伍重的得獎是可以和《營造法式》九百周年相聯系的，并且其中的深刻內涵也很值得中國建筑學術界去認真體會。
對于伍重的獲獎，人們普遍的感受是：作為二十世紀一位天才的建筑師，伍重是當之無愧的，但是對于今年已是八十五歲高齡的他來說似乎是來得有點兒遲了。伍重于一九五七年因設計澳洲悉尼歌劇院國際競賽中獎方案而一舉成為國際知名的建筑師，當時他只是一位三十七歲的青年建筑師。悉尼歌劇院的項目充滿戲劇性的中標過程，乃至隨后工程實施過程中的技術困難以及經濟、人事風波，都讓伍重充分領略了世間滄桑之百味。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然而，悉尼歌劇院于一九七一年建成之后，終于以其極富詩意的造型和新穎的結構形態而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悉尼歌劇院已成為悉尼市乃至澳大利亞人引以為自豪的標志，就如艾菲爾鐵塔之于巴黎及法蘭西，國會大廈之于華盛頓及美利堅。事實上，伍重對現代建筑文化之貢獻是遠遠不僅限于悉尼歌劇院這一作品的。幾十年來，伍重的為數并不算多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十分有創意的。人們從他作品中所獲得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啟迪，遠比這些建筑物所提供的實際功能要多得多。對于伍重的現代建筑藝術之成就，中國建筑師的了解是很不夠的，我以為很有必要著重介紹，但是那將是另文之任務。本文希望重點討論的則是伍重的建筑學術思想與中國建筑文化的關系，尤其是與宋《營造法式》的關系。
二○○三年普利茲克獎評委對伍重的評語開宗明義道：“伍重是一位深深地根植于歷史的建筑師，這歷史包含了瑪雅、中國和日本、伊斯蘭以及他自身斯堪的納維亞的文化精粹。”就讓我們來看看伍重是如何根植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文化精粹的。
伍重對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詮釋長期來與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情有著密切的關系。早在學生時代，伍重就與他的好友富埃比亞（Ｔｏｂｉａｓ Ｆａｂｅｒ）開始了對中國文化的熱衷。在丹麥皇家美術學院建筑系，對他們最有影響的兩位建筑教師拉斯姆森（Ｓｔｅｅｎ Ｅｉｌｅｒ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１８９８—１９９０）和費斯克（Ｋａｙ Ｆｉｓｋｅｒ，１８９３—１９６５）都是中國迷，并曾到過中國，其中拉斯姆森還在北京設計過熱電站。伍重從這兩位教師那里接受了大量的中國文化與藝術的信息，極大地影響著年輕的伍重之建筑觀念。這些思想很明顯地反映在他早期的“建筑宣言”之中。在伍重畢業后數年的實習工作期間，時逢第二次世界大戰，他為躲避德軍對丹麥的占領而前往瑞典和芬蘭，并先后追隨當時這兩個國家的現代建筑大師阿斯普龍德（Ｅｒｉｋ Ｇｕｎｎａｒ Ａｓｐｌｕｎｄ，１８８５—１９４０）和阿爾托（Ａｌｖａ Ａｌｔｏ，１８９８—１９７６）。在這段時間里他進一步地涉獵了有關中國建筑的著述，尤其是結識了瑞典著名的漢學家喜仁龍（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１８７９—１９６６）并閱讀他關于中國建筑藝術的著作，受益匪淺。喜仁龍是當時歐洲研究中國建筑及藝術史方面水平最高的一位學者，他的一些真知灼見直接影響了伍重。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關于中國建筑的造型空間意象之理解，喜仁龍特別詮釋了中國建筑的屋頂和臺基在陽光下形成強烈的形體特征，而其間的墻體和柱廊往往很不明顯。他曾這樣描述道：“（中國建筑）木柱從臺基上升起，經常達到可觀的高度，就像是在土堆和巖石上長滿了高高的樹林。曲線形的屋頂猶如飄動的柳杉樹枝，它們之間若有墻體的話，常常由于巨大的出檐而導致的光影以及開敞的廊道、花格窗、欄桿等的作用而幾乎消失。”這種特殊的空間意象顯然被伍重所接受，并在他親身體驗了這種建筑空間之后進一步地被詮釋為：“在西方，重力是朝向墻體；而在東方，重力是直接朝向地面的。”他以“屋頂與平臺（ｒｏｏｆ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ｓ）”為題來強化這一空間意向并配以那極富說服力的草圖，這一空間意象正是他悉尼歌劇院的基本創作思想之根源。從造型的基本要素來分析，悉尼歌劇院的空間意象正是強化了的巨大“平臺”上的“屋頂”。
以往我們中國的建筑師多以薄殼結構（盡管最終并未實現）的技術性來理解伍重的悉尼歌劇院造型的基本概念，并加之以“悉尼灣帆影”的景觀意象。殊不知這一造型的“將屋頂直接作用于地面平臺”之空間意向原本出自于我們所熟知的“大屋頂”。被我們幾代建筑師都為之困擾的“大屋頂”居然被伍重詮釋得毫無“沉重感”而如此富有詩意，難道不值得我們中國建筑學者來仔細回味嗎？
從喜仁龍的著作中，伍重也了解到，中國民居的合院類型具有強烈的內外空間關系，并十分自由地隨著氣候、資源的改變而變形；這一理解，結合以他從歐洲早期的民居研究，尤其是奧地利建筑師和理論家倫納（Ｒｏｌａｎｄ Ｒａｉｎｅｒ，１９１０—）的民居研究里獲得的感悟，以及他本人對斯堪的納維亞院落式民居的體驗，直接影響了他分別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設計的位于丹麥的兩個院落組合式居住建筑群：“赫爾辛格的金各住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ｏ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ｌｓｉｎｇｏｒ）”和“弗萊登斯堡住宅（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Ｆｒｅｄｅｎｓｂｏｒｇ）”。這兩個十分有創意的居住建筑群為現代居住建筑提出了重視群體和聚落的設計理念和方法，在歐洲乃至全世界都受到相當的關注。在此基礎上，他經進一步研究提出“添加性建筑（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的設計方法，在建筑學術界造成極大的影響。
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中國很有必要來引進和學習伍重的這種居住建筑之設計理念和方法。因為，我們有許多住宅建筑的設計建設，在用地的合理性、單體的私秘性、群體的景觀效果等等方面都十分欠考慮。而伍重的這種設計方法恰恰在這些方面有很成功的表現，有意思的是，伍重的創意是與中國傳統的合院民居為基本類型的聚落組合有密切聯系的。從伍重的上述兩個院落組合式居住建筑群里，我們不難體驗到類似于皖南及其他中國傳統鄉間村落的空間景象。
伍重的中國建筑文化情結更集中地反映在他與《營造法式》的關系上。由北宋將作監李誡編著，于宋徽宗崇寧二年（一一○三年）正式頒布的官書《營造法式》，是中國建筑歷史研究方面十分重要的文獻。自一九一九年被朱啟鈐發現并于一九二五年由陶湘正式出版之后，就一直成為中國建筑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梁思成先生稱之為“中國建筑的‘文法’”。根據當年協助伍重進行悉尼歌劇院工程階段設計的澳洲建筑師邁耶斯（Ｐｅｔｅｒ Ｍｙｅｒｓ）回憶，伍重在其設于悉尼的辦公室里一直保存著一本《營造法式》，并將之作為“通靈寶典”而經常翻閱以求靈感。已有數位建筑師和理論家分析認為，伍重在將悉尼歌劇院初步方案中的殼體（ｓｈｅｌｌ）屋面轉換成預制穹券（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ｖａｕｌｔｓ）的決定性設計中，《營造法式》的預制木構設計建造體系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根據多方面的信息可證明，伍重早在他的學生時期就已接觸到了《營造法式》，很有可能是拉斯姆森和費斯克所提供的。而自從那時起，《營造法式》就一直成為了他的建筑創作的重要思想源泉。他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提出“添加性建筑”設計方法，也很明顯地受到中國木構建筑及《營造法式》的影響。一九五八年，伍重在他的悉尼歌劇院方案中標之后的第二年，曾經在赴悉尼的差旅之歸途中經停中國并在中國的不少地點逗留。在北京時他會見了梁思成先生，并請教了有關《營造法式》的問題。遺憾的是，這樣一個中西方現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事件卻未見有何詳細的文字記載。我們今天也無從查考當年伍重究竟從研究《營造法式》的“第一人”那里得到了什么樣的點撥？又如何在他后來的設計創作中起到了作用？
在中國的建筑界，伍重這位國際著名的建筑大師的設計創作與中國古代的文獻《營造法式》居然有關聯，這似乎是難以置信的事情。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建筑學術界的設計創作人士與中國建筑歷史學者有了很明顯的分家。關心伍重這類的當代建筑師之創作似乎已不是中國建筑歷史與理論學者的事，自然熱衷于從伍重或其他當代建筑大師那里吸取養分的中國建筑師們則往往不太關心《營造法式》乃至中國建筑的研究。以下筆者將敘述的一件事也許更能引起我們的反思。
自梁思成之后，關于《營造法式》的研究一直成為了中國建筑歷史與理論學者的主要“功課”，這其中也包括了國際上的一些學者。丹麥學者顧邇素（Ｅｌｓｅ Ｇｌａｈｎ）應該是其中的最杰出貢獻者之一。這位毅力堅強的女漢學家，在潛心研究《營造法式》幾十年后，于一九八一年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表《十二世紀的中國建筑規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ｉｄ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２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一文，破天荒地將中國的《營造法式》推向了國際正統的科學研究領域。當然，在這之前已有李約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的科學界做了很好的鋪墊。然而，顧邇素對《營造法式》研究的重要貢獻是與伍重對《營造法式》的興趣有關聯的。當年顧邇素與伍重及富埃比亞同為丹麥皇家美術學院建筑系的學生，共同受到了他們老師拉斯姆森和費斯克的影響，而發生對中國建筑與文化乃至《營造法式》的濃厚興趣。在法國建筑學者弗羅莫諾的《伊永·伍重，悉尼歌劇院》一書中，有一段顧邇素的回憶：“一天，當我進入建筑系的圖書館時，看見伊永（伍重）和圖比亞斯（富埃比亞）熱情地評論著一本他們正在看的書。我加入了他們，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書引起了這么大的興趣。這是一本一九二五年版的《營造法式》。后來我知道了當時令他們如此特別感興趣的是該書‘卷三十一附’的黑紅二色的插圖。”筆者對此故事十分感興趣，因為從這段文字來看，很可能這是顧邇素第一次真正看到《營造法式》。
為此，筆者經過一番周折最后得到了顧邇素本人的答復，完全證實了筆者的推測。以下是她給筆者的信中的一段：“在一九四二年的一天，還是一名哥本哈根建筑學院一年級學生的我，來到該學院的圖書館。有兩個畢業班的帥哥的背影進入了我的眼簾，他們正激動地討論著手中的一本奇怪的書，那正是伊永（伍重）和圖比亞斯（富埃比亞）。當他們離開之后，我從書架上拿到了那本我平生第一次見到的《營造法式》。同時我意識到，我必須學會古漢語才能真正讀懂這本書。”這段文字向我們描述了當年一位怯生生的女大學生，首次接觸到令她終生為之奮斗的那本中國古代文獻的場面。這一十分具有戲劇性的場面，想必已是深深地銘印在這位著名學者的腦海里了。盡管顧邇素與伍重共同的老師拉斯姆森和費斯克為他們提供了相似的對中國建筑文化的學術興趣，也奠定了顧邇素一生的研究基礎，然而，今天我們不難想像的是，作為一年級新生的顧邇素，畢業班高材生的學術興趣顯然對她是有極大的影響力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顧邇素這位著名的《營造法式》及中國建筑之研究專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伍重的影響。
今天，如何來重塑我們的建筑文化，一直是困擾中國建筑師和建筑理論學者們的難題。為此，我們必須大量學習西方現代化的許多經驗。然而，當我們在學習、吸取西方現代建筑文化之時，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所謂的“西方現代文明”已經是大量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國等東方文明的精粹之后的產物。正如李約瑟曾強調過的，西方的現代科學文明發展的基礎都有東方和中國歷史文明的成分。同時，當我們在研究中國建筑文化傳統時，又往往很少聯系我們當今的建筑文化發展的現實要求。
伍重對現代建筑文化的巨大貢獻，其內在根源方面與中國建筑文化乃至《營造法式》是有關聯的，這進一步地突顯了我們自身面臨的問題。同時也提醒我們，《營造法式》這樣的中國古典建筑文獻，其研究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對中國古代建筑的法規和建造技術的考證方面，而更有可能成為新的建筑文化發展之源泉。如果普利茲克獎是對伍重的現代建筑成就的肯定的話，理解了這其中與中國建筑文化的淵源，筆者以為這也可作為對《營造法式》經世九百周年的一個特殊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