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哇

走在兩條軌道上的博物館
我曾先后在美國兩家博物館任職。基于工作中的一些觀察和體會，我試圖描述在美國這樣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社會里，博物館這類文化機構如何為自己定位，政府和民間兩條軌道的贊助系統怎樣支持博物館的運行。
所有權和經營定位
美國大約有四到五千家博物館。大者如華盛頓的史密森尼機構，收藏涵蓋藝術、歷史、航天等多個領域，占據國會山旁的國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鎮子上開了一個房間，收藏些地方工藝品。內容規模各異的博物館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我曾任職的伯明翰藝術博物館是市政府屬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則是私立大型博物館。所有權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謂“雙軌制”的第一層含義。
無論公立還是私立，博物館在美國定位為“非贏利機構”。生活中的許多產品和服務都不是為了贏利。有的東西，其性質使之難以贏利，比如燈塔，收費就是個不易克服的問題。有的則是不打算贏利，比如教會，贏利與其使命相抵觸。博物館所提供的服務是收藏歷史上的作品，把文明進程用濃縮形式陳列出來，如此，可以喚起對于人類、民族、地區的認同感，對社會發展起到些積極的作用。因此，博物館本是社會為長遠目標所做的投資。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對于在未來才能有收益的事情，以贏利為目標的企業常常做得不太好。 打個比方，如果把傳說中黃帝的陵墓交給企業經營，別的不說，光是“文革”十年，企業就會賠得不堪，早早關門大吉。可黃帝陵有它的用處。沒了它，今天，全球華人便缺了一個將民族意志儀式化的場所。這種為長程利益的投資，政府需要介入。
政府介入還有第二個理由。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叫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有兩大特征：它不隨個別消費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現，無論參與購買與否，許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掃雪服務。假定是老張出錢雇的掃雪車，他有權享受服務，于是從干凈安全的街道上走過。鄰居老李、老王沒有參與購買，但沒人能因此禁止他們通行。這類服務為社會所需要，但投入和收益之間缺少保證關系，企業不會樂意經營，需要政府介入。博物館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產品，東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對別人幾乎不再有使用價值，起碼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此。當收藏目的是為大量非擁有者觀賞時，收藏就有了公共產品的性質：它既不會因為歸了博物館而消耗，也不會排斥公眾享用。這是政府介入博物館領域的又一個理由。
為了支持博物館非贏利的定位，美國政府提供財務政策上的優惠。比如，博物館收到的捐款不必交稅。又如，許多博物館有商店，多數州法允許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營業稅。再如，地產稅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之一，不少博物館位居城中重地，其地產稅都會打折扣甚至完全減免。當然，政府給你好處便會要你服從限制。限制包括經營地點，交易內容，甚至從業人員收入。多年前，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想在洛克菲勒中心開禮品商店，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準，因為經營地點在博物館外。當該館試圖在紐約之外的俄亥俄州再開一分店時，竟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我自己也親身體驗過類似的情況——我在費城藝術博物館時，亞洲館想賣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贈的藏品，以便購買件更好的。為此，我們必須向董事會報告，詳細說明獲得的款項將怎樣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優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觀者如潮，是創收的良機，但史密森尼下屬博物館一律免費參觀。原因很簡單，史密森
尼是聯邦政府機構，由納稅人支持，該向百姓提供免費服務。
資金來源
政府的優惠政策并不能解決經費問題，博物館必須自己找經費。經費來源包括政府和民間兩種，這是“雙軌制”的第二層意思。
以伯明翰藝術博物館為例，由于是市府屬下的機構，其建筑歸市政府所有和維護。大約六十名雇員中，一部分算是政府雇員，亞洲館館長便是這樣一類職位，另一些，如我所任的亞洲館助理館長的位子，則是由私人資金支持的。費城藝術博物館是私立機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有雇員四百余人。費城館是座氣派十足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為上世紀初的世界博覽會而建。事后，市府決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館，請當地賢達討論如何共襄盛舉。政府許諾允許無償使用建筑，賢達們捐了最初的一筆資金，博物館于是開始運行。作為私立博物館，費城館的人事、日常業務開支自行解決。建筑是政府的，故日常維護、保衛由政府負擔。
有了人力和物業管理的資金，博物館還必須解決日常業務活動資金，包括辦展覽，購買藏品，維護藏品等等。美國博物館獲得資金的渠道多樣，大體分為專為特定博物館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館外民間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撥款、私人捐獻、公司贊助以及博物館內一些銷售／服務的收入。
歷史久的美國博物館都有一些專屬于該館的基金，通常來自個人或家族的捐贈。一些是捐給博物館的，一些則進一步說明是捐給博物館中的某個分館的。這些基金中，有一些附加了更具體的使用要求，比如只能用于購買印象派繪畫或日本瓷器，只能為還活著的藝術家辦展覽等等，博物館使用基金時需遵守相關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來設立職位的。比如，史密斯夫婦可以設立一個基金用來付亞洲館館長的工資，作為報答，館方會將該職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專屬于某博物館的基金之外，美國還有一些館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藝術事業。例如設在洛杉磯的蓋提基金會，它專注于人類文化遺產的維護工作，每年提供數百萬美元支持世界范圍內的文物維修和保護。民間的捐款也可能來自私營企業，通常是大公司。我有幾個朋友在大制藥廠和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紐約時，我們會一起去博物館，他們只需展示工作證就長驅直入。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公司贊助了博物館，投桃報李，博物館允許這些公司的雇員免費參觀。
上述民間捐贈之外，政府是博物館業務活動資金的另一個來源。美國沒有我們的文化部這樣對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機構。它有的是一個國家藝術基金會，不是通過行政手段來管文化，而是通過資金發放來影響文化。該基金會每年從國會得到一定預算，審查個人和機構的申請報告，決定什么項目可以得到資金支持。除了聯邦政府，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會有一些官方藝術基金，但這些基金通常數目不大。在文化藝術專用資金之外，政府還可能通過其他渠道來支持博物館。例如，美國博物館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兒童來參觀。孩子們參觀不但免費，且配有專門的講解員。這些措施表現出對孩子的愛心，也包含了經濟企圖。比之政府的文化藝術部門，教育部門擁有大得多的預算；大量的中小學生參觀者可以證明博物館對社區的貢獻，是爭取教育部門撥款的理由。再如，伯明翰藝術博物館辦兵馬俑展覽時，館方反復游說當局，張揚兵馬俑的意義，強調展覽將給伯市形象帶來正面影響。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我離開費城藝術博物館后不到一年，該館舉辦了聲勢浩大的塞尚展覽。一時間當地旅館紛紛爆滿，展覽一票難求。為看展覽，我專程趕去費城，竟也弄不到一張門票。好在警衛多熟人，念舊放我進去。一位同樣從外地趕來的藝術史教授，因無后門可走，落得敗興而返。為了這個展覽，費城市府提供了特別資金。可見博物館如能為當地制造某種文化事件，鬧得滿城爭說，政府便會簽署支票。
在民間和政府之外，博物館自身資源的經營亦是一類資金來源。博物館內會分出一些地方為餐飲之用，有中高檔飯店，也有小吃部。博物館的建筑通常風格高雅、地點重要，餐飲處除了供參觀者使用，企業也會來舉辦酒會。博物館另一經營項目是禮品商店和書店。觀眾剛看完展覽，置身在文化氣氛之中，容易動念購買紀念品、書籍和招貼畫。另外，博物館辦展覽時常彼此租用藏品，租方為此要付可觀的租金。大型博物館都有文物修復部門，除了維護館里的藏品外，其他機構甚至個人也會要求協助修復其藏品。凡此種種服務，都會是博物館資金的來源。
贊助系統
想要讓資金源源不斷，博物館必須有一個贊助組織系統。美國博物館的資金贊助系統有“明”、“暗”兩部分。民間在明處，政府在暗處，又是一類“雙軌制”。
民間贊助組織最常見的形式是所謂“朋友圈”、“館員組織”和“義工組織”。“朋友圈”中人，少則捐千元，多則數萬。根據善款多少，捐贈人可以加入董事會朋友圈、總館長朋友圈或分館長朋友圈。博物館向這些“圈中人”發送館務新聞，有事會征求他們的建議，有了難處，請他們解囊相助。“館員組織”可以用健身俱樂部的會員制來打比方——你選擇一個健身計劃，交數目不大的會費，就可以使用計劃所提供的設備和服務，并按年繳費。同樣，新年伊始，博物館會給“館員組織”的成員發信，呼吁他們繼續支持博物館，并通知他們明年將有何等不同凡響的展覽和活動。“館員組織”收費標準遠遠低于“朋友圈”，但仍可以為博物館帶來一些收入。通常，“義工組織”人數眾多，博物館中的售票員、解說員、禮品店服務員多由義工擔任。義工不但節省了博物館的人工開支，也是連接博物館和社區資源的紐帶。舉個例子，費城藝術博物館的亞洲館有位義工，是一位名律師的妻子。她每周來做些檔案整理一類的活。由于其家族在費城地位顯赫，她廣泛的社會聯系為亞洲館帶來許多好處。一次，市場上有件韓國青瓷瓶，我們志在必得，但差數千元經費。給財務部門打了幾通電話也沒能解決問題。到快下班時，義工女士看我們成功無期，便慷慨地開出一張支票。
論及上述種種贊助組織，難免會有一個問題：為什么這許多人要替博物館工作，向博物館捐贈？我猜想，贊助參與者的動機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經濟的。而這兩個層面的動機都應該符合他們的利益。
捐贈是一類文化習俗，一旦形成，便可能有某種強制性。舉個例子，我的一個堂弟在亞利桑那州結婚。時在紐約的我想不出該買什么禮物，于是，寄去張一百美元的支票，讓他自己買件東西做紀念。開支票的時候，一位多年前從福建偷渡來美的朋友正好在場。當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該朋友大不以為然。據他說，在紐約的福建人社區中，遇到親戚結婚，甚至那些剛剛來美，欠下數萬美元偷渡債的人，也不敢只捐一百美元。“像堂兄弟這樣的近親，結婚應該給五百到八百美元，生孩子可以給三百上下。”問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會怎么樣，答曰：“那就很難做人了。”從這個例子中可讀出兩個顯性陳述和兩個隱性（暗示）陳述：
顯性陳述：第一，捐贈可能是強制性的或有一定的強制性，否則債務在身的人不會捐贈；第二，捐贈規模與捐贈的場合（結婚或生孩子）相關，也和捐贈者和受捐者的聯系方式（堂弟，或血緣上遠些的親戚，如表弟）相關。
隱性陳述：第一，捐贈的規模和經濟能力有關（有偷渡債務者可以少捐一些）；第二，如果不按習俗捐贈，可能會有負面后果。
朋友沒有解釋“很難做人”具體意味著什么。推想是說丟了面子，疏遠了與其他社區成員的關系，損害了當事人的社會地位。了解在紐約地區擁眾數十萬的福建社區的人都該知道，他們大部分人沒有受過教育，其生活高度依賴于親戚老鄉構成的社區。初到美國，要靠親友教授技能、介紹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開餐館、雜貨鋪、洗衣房，親友又幾乎是惟一的融資渠道。因此，遵守文化習俗，建立社區認同感對每個成員的生計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個解釋博物館贊助組織形成機制的角度。捐贈在美國社會被廣為認同。每年大學校園里的獻血人群，圣誕節街頭救世軍募捐者的笑臉，競選季節高速公路邊義工揮舞的競選人名牌，都會給初到美國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種社會習俗必定和美國的歷史及宗教傳統有關。雖然，其淵源非本文所能討論，但可以相信，捐贈在美國社會里是獲得尊重的必要的行為。在伯明翰時，博物館的亞洲收藏主要靠一個叫做“亞洲藝術協會”的組織支持。當頭的是一位企業的老板。我和他接觸頗多，覺得他對亞洲藝術的了解僅僅止于喜歡而已。我問過我的上司，什么原因令他為亞洲館付出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答曰：“因為他是社區領袖。”如果套用對紐約福建人捐贈習俗的分析，或可以說，對有不同經濟能力，與社區有著不同關系（領袖，有影響者，一般成員）的成員，社區對他們在不同場合（如人道，文化，教育等）的捐贈行為有不同的，帶有某種強制性的期待。想做社區領袖，理應按規矩出牌。
無法了解成為社區領袖可以給那位老板帶來何種經濟利益，推想他和他的家族至少會因此獲得某種文化意義上的滿足。還可以推想，在他所屬的社區里，對于公益事業的捐贈是獲得領袖地位所需的一類功課。事實上，傳統中國的紳士階層也扮演過類似的角色。以血緣／鄉親為基礎的社區的公益事業，如辦學，修橋補路，建祠堂，常常是這個階層的義舉，也是他們換取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價。只是現代史上連綿不斷的變革動蕩逐漸剝奪了民間的經濟資源，摧毀了政府之外的各種社區組織形式，致使民間捐贈和我們闊別也久。
當然，博物館贊助組織成員并非個個爭當社區領袖。對于一般人而言，贊助的動機恐怕主要還是對于文化的熱愛。再深究，可能與其群體認同的需要有關。剛到伯明翰時，鄰居是個退休獨居的老太太。當知道我在博物館做事，她興奮莫名：“你真是好運氣，在那樣高貴、文雅的地方工作。” 她甚至還和我討論過自己是否該去做義工。在紐約的一家媒體研究公司工作時，有個同事想改行，想先去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做義工。問她為什么放著高收入的ＩＴ工作不干，她說：“博物館有那么多美麗的東西、有教養的人，那該是我的生活方式。”可見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博物館被感受為特定的文化形象，與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聯系。為了認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群體，人們可能愿意付出代價。想想不少人為名牌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不過是因為名牌和特定生活方式捆綁在一起。此心比彼心，博物館義工的行為不難理解，雖然二者追求的東西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文化層次的動機，捐贈也有著經濟動機。博物館常收到捐贈的文物，我們會向捐贈者介紹擁有鑒定證書的古董商人來為捐贈品作價，估出的捐贈金額可以用來減免個人所得稅。一般情況下，收藏多年的文物會升值，捐贈者所獲的更像是一種投資收益。
通過減稅，政府變成了間接的捐贈者。既如此，政府為何呆在暗處？其中似有道理。從經濟角度看，將資金用在文化藝術方面，即便在減稅政策下可以收回全部資金甚至有一定收益，捐贈人仍然可能付出過高的機會成本。一位曾服務于世界級拍賣行的朋友告訴我：“股票不好，古董生意才好。”他是說經濟景氣時，購買文物并非是最好的投資方式，遠不如購買股票效益為佳。捐贈人在經濟上犧牲的機會相當大。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政府直接投資于博物館，會力圖表現出政府的文化取向，造成政府的文化壟斷。私人捐贈則可能維護民間的文化選擇權力。我買件清真寺的瓷磚來捐也罷，買件基督教圣經抄本來捐也罷，政府只管減稅，別的免開尊口。這種制度體現出政府對其公共產品生產者權利的讓渡，可能使公共產品體現出更多的公共性質。
因此，即便在美國這樣市場化程度極高的社會里，政府介入在博物館領域仍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是，民間贊助在美國博物館領域同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間資源的互相作用不但可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也支持了民間在文化參與和選擇上的自由，使作為公共產品的博物館更多地擁有了它本該擁有的品格：公共性。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譜錄類”
楊竹劍
臺灣逯耀東先生精研飲食文化。大著《肚大能容》，文情俱勝，誦之若美食佳肴，在目在口。書中言及袁枚《隨園食單》，將過去著錄于“農家”“方技”的飲饌之書，“提升至藝術的層面”。進而申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將飲饌之書，自‘農家’與‘方技’析出，與器物、墨硯、花卉并列，置于‘藝術’之后，另立‘譜錄’一類。”（三聯書店二○○二年十月版，１４５頁）。《隨園食單》如何，不敢言。《四庫提要》“譜錄”之立，其敘言所開由來，則與逯先生言似不盡符。原文簡約，照引以免誤讀：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后并為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隸。六朝以后，作者漸出新裁；體例多由創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隋志·譜系》本陳族姓，而未載《竹譜》、《錢圖》，《唐志·農家》本言種植，而雜列《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鷙擊錄》、《相貝經》，《文獻通考》亦以《香譜》入“農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無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創立“譜錄”一門，于是別類殊名，咸歸統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諸雜書之無可系屬者。門目既繁，檢尋亦病于瑣碎，故諸物以類相從，不更以時代次焉。
按：“譜錄”類包括器用、食譜、草木蟲魚、雜物諸目，確系“置于‘藝術’之后”，同隸子部，但很難說此即“提升至藝術層面”。而且《提要》的“藝術”，評價未見高雅，書畫“均與文史相出入”，琴“是特一技耳”，印“與小學遠矣”，射義、投壺“載于《戴記》”，但“諸家所述，亦事異禮經”，只能“退列藝術”，博弈、歌舞，“事皆瑣屑，亦并為一類，統曰雜技焉”。這樣的“藝術層面”，美食佳肴的飲饌之書，大可不必爭取“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