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哇

一九五五年，我十九歲，被分配在西北蘭州郊區的一個中學里教書，很忙很累，生活單調，不快樂，不明白為什么自己的命運，要由一些既不愛我、也不比我聰明或者善良的人們來擺布。為什么他們有可能擺布我們，而我們沒有可能拒絕。久之形成了一種對于權力的憎恨。
蘭州的發展變化，可謂日新月異，看著我也相信，國家的經濟正在起飛。但是我知道，為了這個起飛，無數人付出了自由做代價并將繼續支付，因此我無法相信，這樣一種用一代人做肥料去滋養另一代人(據說是)的事業是正義的事業，因此也無法相信，那只以此為理由強制地給每一個人分配角色和任務的看不見的手，代表著惟一的真理。
周圍沒有一個人這樣想，我感到孤獨。每周五天，在食堂吃過晚飯，騎兩個小時自行車進城，到“中蘇友好協會”辦的俄語夜校去學俄語。夜深回到學校，就蒙頭大睡。許多想法沒處說，憋得慌，總想找個什么人談談。以前讀過羅曼·羅蘭的三部傳記，和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很感動，以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給他的譯者傅雷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談我的苦悶，寄請出版《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轉。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藝，信能寫達，也屬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的問題。比如精神與物質、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包括道德藝術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等等之間的關系，都說得很明白，早已經不是問題了，怎么還要問?你口口聲聲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證明了，就在眼前，你卻視而不見，難道是聰明的嗎?
像支書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沒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沒處發泄，就用筆在紙上自言自語起來。開始是點點滴滴，雜七雜八。文化的價值，道釋儒優劣乃至時空有無等等都有。后來把有些問題的想法集中起來，弄成個系統，就像寫文章了。知識無多，沒專業訓練，更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想就怎么寫，體驗到一種快樂，一種生活的意義。
業余時間很少，都耗在這里面了。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有了《論美》。那時我國的一切，都以馬列為指導。美學也不例外，都是從唯物主義原則推導出來的客觀論和反映論，強調美是不以人的主觀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我不認同。我認為美和美感分不開，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異，因此是主觀的，表現性的。論證這一點，我越寫越自信。越寫越有一種挑戰權力意志的興奮。俄語也不學了，工作只是應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對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虛幻，而虛幻的東西倒變成了實在。望著樓窗外憂郁的風景，直覺得滿天涯煙草斷人腸。
寫出來很得意，用有格稿紙整整齊齊抄了兩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設》月刊社，一份想找幾個懂得的人給看看。蘭州大學中文系主任舒連景先生第一個看了此文，說題目太大。他說文章題目越小越好作，要是只談一幅畫、一首詩、一處景或者一件文物的美，容易深入也容易展開，言之有物讀來也親切。題目大了，吃力不討好。我唯唯，但并不贊同。有一種“地老天荒無人識”的感覺。
后來聽說，西北師范學院院長徐褐夫是個大學問家，原先是蘇聯莫斯科大學哲學系教授，赫赫有名。我喜歡“褐夫”這個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沒準兒這個人能支持我的文章，就帶著文稿去找他。師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黃河上游，很遠。那天風沙彌漫，搭班車到那里時，已是下午。渾身上下撲滿塵土。衣冠不整，灰頭土臉，去敲院長辦公室的門。開門的人堵在門口不讓進，說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談。我說我是校外的。他說校外的?“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我再敲，他再開、再關。我又再敲。出來一個有點兒駝背、禿頂白發的矮小老人。說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說請你看一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嗎?沒等他回答就把稿子捧上前去。他遲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題目，又看了一下我，說，好的，我看看，兩個禮拜以后，禮拜五，你再來，好嗎?兩周后再去，還是那人開門，滿面笑容，說請進。老人心情極好，問我哪里人，爸爸媽媽是做什么的，還說我有才華，能寫，但觀點是錯誤的，是“十足的馬赫主義”，早就被列寧批倒了。問我看過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沒有，叫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然后從桌上推過來一疊字紙，說，具體意見我都寫在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有什么問題，我們再討論。
這個八千多字的意見寫得棒極了。其對信念的執著，邏輯說服力，以及淵博的哲學史和藝術史知識，都使我十分敬佩，雖然它也和其他文章一樣，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前提，但我沒有那種權力意志的感覺。我感激先生的關愛，但沒有接受批評，也沒有再爭辯。我覺得在給定的前提下討論，說什么都沒了意義。后來洪毅然先生(西北師院教授，徐褐夫介紹的朋友)告訴我，我拒絕幫助，徐老很傷心。真想不到，他后來會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九六○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時，他已是一介平民，纏綿病榻，不久就去世了。這是后話。
一九五七年二月，《論美》在北京的《新建設》上刊出。編者加了按語，表示不同意我的觀點，說是遵照黨的“雙百”方針刊出，以供討論，并預告下一期將刊出批評我的文章，“希讀者注意”。轉來一封朱光潛先生的信，是給我個人的，說我的觀點是唯心主義，重溫一下列寧批判馬赫的著作，對我有好處。接著，同年三月，該雜志發表了宗白華先生的《讀〈論美〉后的一些疑問》和侯敏澤先生的《主觀唯心論的美學思想——評〈論美〉》。隨之《文藝報》、《哲學研究》、《學術研究》、《學術月刊》等雜志相繼刊登了對我的批評。一致說我是唯心主義。先是說五星紅旗的美來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你能說它不是客觀的嗎?后來說馬列主義就是在同唯心主義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再后來的說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爭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
五十年代那一場美學大辯論，有一個特點，即互相對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強調自己的觀點是馬列主義而對方的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討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誠實的學者，他們是真信馬列。我感到奇怪，為什么所有這些大知識分子，在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問道，難道所有的人都錯了，只有你一個人是對的?我說真理不是用投票表決的方法來決定的，它需要證明。洪說，早已經證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葉障目，得跟上時代才行。這幾乎是重復了傅雷的話。
在絕對的孤獨中，我有時也懷疑起自己來了。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關于宇宙、生命、歷史、科學、宗教和人類世界的現狀，我都所知甚微，怎能這么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為無知，所以需要學習，不能拜倒在某個終極真理的腳下，放棄自由探索和選擇信仰的權利。何況以這個真理的名義，我們已經不由自主地被剝奪得幾乎一無所有了。
當然，接受質疑，與對方辯論，也是一種學習。但是形勢的發展，已經不許可那樣的學習了。很快地學術討論變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隱藏著許多陷阱，一答復就要掉進去。比如有人說，共同的社會標準，不因為你不承認不認識而不存在。我回答說，標準不等于美，標準也不是絕對的，這就掉進去了。這話后來被解釋為，我要用資產階級標準代替無產階級標準。又如有人說，存在決定意識，我們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國的美好生活所決定的。我回答說愛海的人住在海邊，愛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們的地位對調，海、城依舊，幸福卻沒了；這又掉進去了。這話后來被解釋為，我說新中國不幸福。
我的答辯題為《論美感的絕對性》刊于《新建設》七月號。主要是說，事物不等于經驗，經驗不等于社會性，社會性不等于客觀性。經驗是變動的，事物作為客體，相對地固定和持久。它還能再次引起經驗，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經驗。經驗是個人的，事物作為客體，可同時被許多人經驗，相對而言屬于社會。把這些都混為一談，光貼個唯心唯物的標簽，什么問題都解決不了。此文發表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這些都不再有人理睬，對我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反對毛澤東文藝思想”之類，已算是比較溫和的說法。《隴花》雜志寫道：“敵人在磨刀霍霍，胡風的幽靈又在高爾泰身上復活了。”到這份兒上，還能再說什么呢?別無選擇，以沉默面對圍剿，有一種局外人看戲的感覺。后來我重讀《論美》，發現問題很多。以人為本，卻沒有區別個體和整體，文中的“人”字有時是指前者有時是指后者，概念不清造成邏輯混亂(整體的主觀可以是個體的客觀)。雖然批評者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仍感十分遺憾，后悔沒有放一放多看幾遍再拿出去，痛心自己的輕率。現在回想起來，那輕率倒也值得，否則此文不但永無問世之日，還會和我那時的其他文稿一樣，被人告發，在反右運動中失去，如同不曾有過。
現在重讀《論美》，感到政治上也確有問題。人們對我的批判縱然十分無情，卻沒有抓住要害：強調美的主觀性，也就是強調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由權利和呼喚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戰權力意志。我沒有自覺地這樣做，人們也都忽略了這一點。不過我絲毫沒有因為人們的這種忽略而受益；他們捏造出來強加給我的罪名，已經比這要嚴重得多了：“有計劃有步驟地向黨進攻。”這是一句套話，報紙上天天都有，是說右派的。我自知在劫難逃，倒也不怎么害怕。因為不知道厲害，也因為沒有什么可以失去。對于這個別人強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煩透了，不在乎改變。
不再寫作，一有時間，就出去散步。風景沒有看頭，不過是消磨時間，等待風暴的來臨。出學校后門不遠，有一處平曠的廣場，常有許多兵士，在那里訓練生馬。我常坐在場邊，一看就是很久。
他們給那些桀驁不馴的烈馬，套上七八根長長的韁繩，人手一根，從四面八方把它緊緊拉住。如果它不讓人騎，七八根韁繩同時一揚，它就被拋起來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騎，不行再摔，再摔再騎，直到它馴服。有匹馬特野特頑，一次次從地上翻騰起來，顛倒跳躍不肯就范，鬃毛飛揚如黑色火。一旦甩掉騎手，就前腳離地站立起來，顫巍巍一陣哀叫。
看著它，我想，到處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肯被人騎，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你別無選擇。我問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辦?我不知道。